腾讯真的傻白甜吗?看企业如何影响司法活动形成地方保护!

近日腾讯和老干妈两个国民品牌卷进了同一个案子,腾讯说自己给老干妈做了一年的广告,老干妈公司说我没有签合同,拒绝付钱,腾讯拿不到钱就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同意了,冻结了老干妈公司1600多万的财产。但随后老干妈公司回应,从未与腾讯有商务合作已经报警,7月1日贵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宣布有人伪造了老干妈公司的印章,与腾讯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目的是骗取腾讯送给大客户的网游礼包,警方发布通报之后很多网友都编笑话,讽刺腾讯连腾讯自己都发自嘲视频了。

大家怎么看待腾讯和老干妈的纠纷呢?

腾讯和老干妈都很可能没有说出自己掌握的全部信息,接下来还会陆续有重要的隐情透露出来,包括现在很多事实实在没法解释,比如说腾讯跟老干妈连续做了一年广告,但没有和老干妈公司建立过直接联系,不符合正常的商业程序,又比如说老干妈公司说不知道腾讯游戏平台给自己做广告,但是腾讯方面做广告,需要工厂提供一些特别产品,他们也的确拿到这些产品,到底怎么拿到的,应该是个精彩的故事,我暂时不能随便推测,这里只说程序问题,从公开信息看,深圳南山区法院在今年4月24号下达了财产保全令,依照民事诉讼法作出裁定以后,财产保全措施应该立刻执行,执行以后立刻通知被保险人几乎不能有时间差,6月10号他们才收到由贵阳法院转送的法律文件,这说明或者是法院下达了保全裁决,但是没有执行或者执行了,但是没有通知,又或者是通知了被故意推延,总之这个案件肯定还有很多不合常理,甚至违反法律的细节没有揭露出来。更有意思的是,虽然贵阳警方宣布抓到了骗子,但深圳南山区法院一度拒绝撤销案件,到今天下午为止,老干妈公司还是有上千万的财产被扣押。

最新消息出来了,腾讯和老干妈公司达成相互谅解,财产扣押结束,但是不影响我对案件本身的好奇心,对于我们这些普通公民来说程序比结果重要的多,1600万元不算少,幸好老干妈是大企业不差这点钱,如果是小企业或者个人忽然被扣住这么大一份资产,估计生意早就垮台了。从现在的公开信息看,腾讯并没有提出非常有利的证据,但仍然轻易冻结了其他公司的财产,这是不是说明财产保全制度存在缺陷呢?财产保全的目的是避免被告提前转移财产或者宣布破产,判决无法实际执行,所以请求法院诉讼结束以前就已扣押部分财产。任何人或者企业在民事商事纠纷中都可以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成本也不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申请保全措施费用最多不超过5000元,从立法意图来说,只有发生紧急情况,申请人财产有可能出现无可挽回的损失的时候才能采取保全措施。不过什么是紧急情况,扣押多少财产如何扣押扣押多久,目前都没有细则,要统一标准,完全由行使管辖权的法院执行,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是非常大的。腾讯和老干妈的这起案件核心的矛盾就是如何定义紧急情况,南山区法院目前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按现在的公开信息,南山区法院在决定财产保全以前,没有听取老干妈公司的辩护,就接受了腾讯公司的证据,同样根据公开信息,腾讯公司这个时候并不知道诈骗集团的存在,认定是老干妈公司不肯付钱,应该承担债务,众所周知,老干妈公司是一家国民品牌大企业,每年营业额50亿,而且创始人在财务上从不冒险,甚至以保守出名,绝对不缺现金,就算公司真的被判决赔款几千万,也不太可能放弃品牌转移资产,更不可能宣布破产。所以从城里判断法院完全不需要因为一两千万的纠纷就去做财产保全。

有人统计和分类数据,2020年3~6月腾讯申请保全了大约20名财产金额合计超过1.6亿,这么密集使用财产保全到老干妈,这个案子终于暴露了一定细节,深圳南山区法院有义务对自己的判决作一个明确的解释,说什么样的经济情况导致它们冻结资金,另一家互联网巨头的高管李亮对这个案子作出的评价,直接说腾讯公司习惯性滥用司法机关力量,当地法院已经没有调查事实的习惯了,如果你同意这种看法吗?对于具体的案件不做判断,但是2016年以来,腾讯集团在南山区法院前后进行了好几百起诉讼,大多数案件在中国裁判文书都能查到,无论作为原告是被告,腾讯几乎赢了每一系诉讼,腾讯的法务部门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南山必胜客,这次老干妈广告事件,腾讯看起来是被骗的一方,但绝大多数网民的态度不是同情而是嘲笑,说明普通人已经认识到大企业的力量,对大企业利用法律漏洞利用国家机器的能力提起了警惕,评论华为李鸿源251事件是我们国家的制度缺陷,但是华为的法务部门利用法律条文还不完善的漏洞,放大的地方执法部门的错误也是一种操作。腾讯总是到南山区法院打官司,虽然没有明显超越法律条文的地方,听起来就很值得怀疑,现在老干妈事件暴露了细节,证明南山区法院非常随意的使用自由裁量权,我们完全可以推论前面的几百起案件很有可能还有更多类似的问题,深圳甚至广东省必须尽快恢复司法机关的信誉,否则整个国家的司法系统的权威性都会受到影响。

当然整个国家的事情也不能让深圳南山区法院一家负责,中国各地的政法委都能管到当地的司法机关,当然也会因此照顾本地的纳税大户,就业大户,就算没有干部和老板私下勾结,也会明显的倾向,比如说2018年的鸿茅药酒时间,2017年12月,广州医生谭秦东在网上发文批评鸿茅药酒有毒,很快就被内蒙古凉城县公安局跨省追捕。凉城县是个贫困县,2016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3亿,2007年鸿茅药酒纳税3.5亿元,虽然不是同一年的数据,大家可以看出鸿茅药酒对地方经济的重要性,所以凉城县干部根本不管自己对谭秦东的言论,有没有管辖权直接就要凉城县检察院给他定了一个损害商品声誉罪,警察穿越整个中国抓人,抓了人,还不许聘请请律师,想方设法诱骗谭秦东认罪,想把他诬陷成反面典型。内蒙古凉城县的风格的确粗暴了一点,不如深圳法院这么文雅,但反映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大企业在本地享受司法优势,可以让司法系统想方设法发挥自由裁量权,甚至超出自己的权限办事。

有的时候争议双方背后都有地方司法机关支持,企业矛盾就会上升到两地暴力机关对抗。今年5月,网游传奇代理商李维维被江西宜春警方带到宜春监视,居住理由是涉嫌侵犯的著作权,这个李维维的身手不错,几天以后成功出逃跑到了湖北荆门,如果是普通犯人从警方控制下逃脱后,很快其他地方的警察就把他抓住了,但是宜春警方发布通缉令以后,荆门市警察宣布没有发现他违法,拒绝一审法官去抓人,把李文为保护了起来。从公开资料看这些公司分别在宜春市和荆门市投资类的游戏产业园,影响当地的税收,所以能让警察给自己办事,现在两地警方对李维维的定性完全相反,不可能对,至少有一方是错的,这种公开的矛盾不解决,国家司法机构的公信力就会快速流失。

站在企业的立场上办事是个别的腐败问题还是普遍的偏向问题呢?有人研究过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对企业在不同地方诉讼的结果作了研究,公司注册地一致,胜诉概率就会增加40%,从理论上说正义肯定和地理位置没有关系,但是判决结果的相关度只能说司法系统是存在主场优势的,这个主场优势实在太大了,所以企业都想方设法在本地走司法程序,腾讯和别人签合同,一条默认条款发生争议的时候,法院管辖权要交给深圳,这是腾讯在南山区法院有这么多案子的原因,你可以说腾讯不信任外地法院,你可以说腾讯太信任本地法院,还可以说两个原因都有,总而言之在中国搞法律必须研究人文地理,我之前听说过很多案例,两家企业争夺利益你死我活,但是到了打官司的时候80%的资源都放在争夺管辖权上,而不是搜集和案件本身相关的证据,一旦其中一方在管辖权问题上赢了,选择了自己提出的法院,另一方大概率上会选择妥协,因为管辖权属于自己的关系和资源不如对方,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到对方的主场去辩论,这几乎不可能拿到满意的判决,还不如早点妥协,至少还能再分一点利。那么这种地方保护问题怎样才能压制一下呢?前面我引用的那篇论文还有一个结论就是企业的主场司法优势主要体现在地级市以下的法院,一旦到了省级法院胜诉的概率就和地理位置无关了,这说明企业目前还很难勾结省级司法机关,所以目前最有效的改良就是让法院脱离地方控制,不让那些对地方经济负责的干部同时把控司法。美国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司法斗争,伊利铁路争夺战,2000股东分别躲在相邻的纽约和新泽西州,州长让当地的法院作出相反的判决,甚至要抓对面的股东进监狱,这件事推动了美国组建地方高级法院,专门对付司法地方保护主义。

中国现在金融体系的监管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方行政区划,人民银行在20年前就组建了跨省的九大分行,2016年最高法院学习金融系统经验,设置了6个巡回法庭,分别设在深圳、沈阳、南京、郑州、重庆、西安。但直属机构负责的业务太少,不足以打破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鸿茅药酒跨省抓人,深圳南山必胜客在主场战无不胜,都发生在设置最高巡回法庭以后,从这些问题看,恐怕还要继续扩大巡回法院的权限,同时让一部分警察脱离地方公安系统,直接让公安部负责,避免司法系统变成了地方企业的驯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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